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十一學校豐臺小學校長曹君，不久前參加了市人大的交流活動。她沒想到的是，連人大代表們也在談論：孩子能以什么樣的方式進入名校。
從事教育工作三十年，她覺得從來沒有一個時期，人們對教育的關注到了今天這個程度。
2023年8月16日，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和心和公益基金會聯合主辦的第七屆全人教育計劃成果展暨交流研討會在北京舉辦。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什么是內卷？教育出了哪些問題？既然內卷沒有價值，那什么是有價值的？教育從業者應該如何行動？在圓桌討論環節，教育學者、學校管理者和一線教師，就這些話題展開討論。
九年前，設立“全人教育計劃”之初，主辦方確立了全人教師的四條標準：擁有一流的專業素養和健全獨立的人格；尊重并愛每一個學生；注重培養學生的閱讀和終身學習能力；啟發每個學生成為最好的自己。
“沒有一條標準和學生的分數有關，但每一屆評選出的教師雖然不唯分數，但也不畏分數，而且他們的學生有著更強的后勁和更長遠的發展潛力。”心和公益基金會理事長伍松說。
至今，“全人教育計劃”已評選出27位教師代表，分布在13個省份，19個城市。2023年獲評的四位全人教師來自廣東省中山市、河南省武陟縣、四川省成都市、北京市朝陽區四地。
第七屆全人教育計劃成果展暨交流研討會。（受訪者/圖）
“
咱們班滿分多不多？
”
北京朝陽赫德學校的數學老師楊玉翠是本屆全人教育提名教師，早在六年前，她就同家長半開玩笑，“誰的孩子考100分，誰第一個沒飯吃。”她覺得學生會思考比考滿分更重要，但家長在底下笑，不信那一套。
家長是焦慮的。有家長問起孩子成績，楊玉翠說A+。家長又問：“A+是多少分？”“滿分。”家長還接著往下問，“咱們班滿分多不多？”
六年過去，楊玉翠的感受是，教育內卷愈演愈烈。
一位北京市人大代表同曹君說，自己五年級的孩子語文考了93分。曹君認為這是很好的成績，但家長覺得不行。“他的排名是多少，如果排名不能進到多少，就不能進到什么樣的學校。”曹君說。
曹君觀察到，家長把現實中的考評數據量化得一清二楚，最后得出結論——“我也覺得爭這幾分沒有意義，但我不得不做。”在她看來，這就是內卷的表現，“大家在認為沒那么重要的事情上，仍表現出一種無奈。”
青島二中原校長孫先亮，如今在海爾學校擔任校長。他打了個比方，從小學卷到初中，面對高考的壓力，到高中已經卷成了“巨浪”，成為“很難擋住的一股洪流”。
他透露，一些地市的教育局不敢明著頒布政策，在大會上不能記錄、不能錄音，不能拿書面材料，但會告訴學校：“高三必須在8月7日開學。”
“我們做教育的是專業人士，卻去做不專業的事。你一卷，家長就聞風而動，逼著學校去卷。”在這樣的環境下，他一度不想做教育，也不想談教育。
另一個變化是，以前在青島二中，孫先亮周末和節假日從不加班，“但今天已經沒有辦法了”。
2023年8月16日，第七屆全人教育計劃成果展暨交流研討會圓桌論壇現場。（受訪者/圖）
“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價值觀的培育是曹君看重的，學校首先“要確認正確的方向，做重要的事”。在工作30年里的每個階段，她都追問自己一個問題，“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現在她有了一個篤定的答案：“教育即生長，除了生長，教育沒有其它目的。”
江蘇省揚州中學特級教師王雄也認同這種觀點。“價值觀決定教育的水準。”他說。
四年前，曹君從名校調到“相對薄弱”的北京十一學校豐臺小學。在旁人口中，所謂薄弱在于“你們學校成績差”。但她沒有和老師們糾結過成績的問題，而是將校訓確立為“我有無限可能”。
她說：“中國千差萬別的學校太多了，我來這里不是為了把它辦成一所名校，而是為了促進學校每一個師生的生命成長，用‘我有無限可能’去激發和喚醒每個人。”
北京十一學校豐臺小學以課程為載體，在生活中尋找、設計、建構場景，研發生活化的融合課程，將育人目標指向元認知能力、社會情感能力、實踐創新能力三個維度，培育學生成為能夠自我認知、自我管理的獨立學習者、善于溝通的友善合作者以及積極解決問題的行動者。
現在，學校幾乎每周都有學生的展示展演，高年級的孩子研發游戲后，帶著低年級小朋友一起玩。甚至一年級的小朋友在結束一年的學習后，會給弟弟妹妹出一本圖畫版的在校學習生活指南。
不光是整體的校本課程設計，一堂數學課也可以傳遞育人理念。
如何測量長方形的面積？楊玉翠在講到面積和面積單位這部分內容時，課本上給出的方案是：平鋪1平方厘米的小正方形，一行鋪10個，鋪了3行，長方形的面積就是30平方厘米。
一個小朋友跑上前，摸了摸她的臉，“老楊的臉怎么鋪？大山坑坑洼洼，測量面積怎么鋪？”
她給教育部中小學教材審定委員會委員、中央民族大學理學院教授孫曉天發了封郵件，列上了孩子的問題。收到回復后，她又把回復內容打印出來，發給學生，“你看，教授都回答了你的問題，你說你厲不厲害？”
這是楊玉翠教學目標的縮影：讓孩子充滿興趣、專注力強、會想問題。
然而，這些理想化的小學教育，不免帶著浪漫色彩。而作為高中的校長，孫先亮直言：“高中不談成績，過不了生存這一關，學生沒法往前走。”
做了21年校長，他再清楚不過，“我們必須談成績，而且必須以最少的時間和最高的效益來獲得成績。”他接著說，“拿到好成績，家長滿意了，學校再折騰什么就沒問題了。”
學者建議取消中考
，然后呢？
走出教育理想主義者打造的城堡，學生仍將直面教育競爭的殘酷一面。
從小學畢業后，有一個女生找到曹君，哭著訴說初中學校的種種不好。這讓曹君感到難受，“優質的教育資源確實是匱乏的，如果你知道好的教育是什么樣，請你努力去到更好的學校。今天你為自己獲得優質的教育資源努力，明天你就有力量創造好的教育。”
作為高中教師，王雄發現，在應試教育中，反復的背誦和練習對學生智力產生傷害。“如果教育朝更專業的方向發展，就要尊重不同的學生，他在這個時候趕不上，不代表未來就不行。”
但如今王雄也對“不代表未來就不行”產生了一些動搖。他曾在職業學校代過一學期課，看到的現象使得他有了更多擔憂：老師在臺上講，下面所有學生都在睡覺或者玩手機。老師不管，“課堂處在一種失控的狀態”。這讓王雄覺得，教育制度需要進行改變。
劉堅也關注中考分流：上高中還是職業學校？能上什么樣的高中？他走訪上海、深圳等地后發現，至今在大城市，不到萬不得已，家長不愿意送自己的孩子進入職業學校，“只有成績不好才會去”。
在他看來，（中考分流）是導致家長和全社會焦慮的一個重要原因，“中考這種單一的考試制度，決定了一個十五六歲孩子的一生。”
他認為，人力資源大國和人力資源強國，一字之差背后在于人有沒有好奇心。他希望學生能得以舒展，找到自己的尊嚴，釋放自己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好的教育，要把高利害的競爭盡可能往后推移。”劉堅透露，他的團隊正在研究、呼吁取消中考。
但這個倡議背后有待解決的問題是，如果取消了中考，小學到高中如何辦學？什么樣的生態能支撐更好的教育，形成更良性的高質量教育體系。
關于中考分流，或許這才是留給教育工作者們真正的命題。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杜寒三
責編 吳筱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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