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財險公司近年來發力轉型的主要業務之一，信用保證保險的發展可謂十分迅速。然而，該業務疾馳前進的同時，“后遺癥”也逐步出現：前有中小型險企“折戟”受罰，后有上市險企自曝承保虧損加劇。近日，一紙罰單揭開了中華財險上海分公司“踩雷”信保業務的后續，更是將信用保證保險推上風口浪尖。
市場人士不禁擔憂，在當前全球疫情持續蔓延的背景下，信用風險更加突出，“踩雷”幾率隨之加大。對承保公司而言，一旦“觸雷”，輕則公司聲譽受到影響，對出借人照價賠償;重則收到監管罰單，新業務開展受限。緣何助力實體經濟發展的信用保證保險跌落“神壇”，財險公司應如何防患于未然?在疫情蔓延的當下，今年信用保證保險業務又將走向何方?
多家險企“折戟”
罰單賠款兩面夾擊
4月16日，中華聯合財產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華財險”)自曝收到監管罰單。同日，銀保監會也就中華財險上海分公司在開展信用保證保險業務中存在的三項侵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進行通報。
相關內容顯示，中華財險上海分公司存在未按照規定使用經批準的保險條款、委托未取得合法資格的機構從事保險銷售活動的違法違規行為。針對上述問題，銀保監會上海監管局開出了“百萬罰單”，除對該分公司采取了罰款80萬元、停止接受信用保證保險新業務兩年的處罰外，相關責任人羅文和李峰也分別被警告并處罰款20萬元。
據了解，信用保證保險是一類由保險公司為債務人提供信用擔保的保險，主要分為信用保險和保證保險，其功能為保障出借人資金的安全，主要流程是把債務人的保證責任轉移給保險公司，當債務人不能履行其義務時，由保險公司承擔賠償責任。
雖然通報及公司方面的后續回復并未明確相關網貸中介機構的名稱，但有業內人士指出，或與此前“厚本金融案件”有關。據了解，2019年8月，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厚本金融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被立案偵查。而在此前厚本金融的官網上，多處顯示與中華財險戰略合作。根據相關擔保條例，厚本金融涉案后，中華財險就成為出借人追討損失的對象。從最新進展看，中華財險回復北京商報記者表示，針對厚本金融的相關情況，公司已基本完成賠付，工作開展情況持續報告監管機構。
事實上，中華財險并非首家“踩雷”信用保證保險業務的財險公司。長安責任險也曾踩雷P2P履約保證保險，并在2017-2018年期間連續多個季度出現凈利潤虧損、償付能力充足率下降的情況。而在保證保險賠付方面，更是累計超過20億元。對此，銀保監會先后兩次對長安責任險采取監管措施，包括停止接受部分新業務、停止增設分支機構、高管限薪、強制增資擴股等，直至2019年11月才正式解除。
更早之前，浙商財險也曾因保證保險業務踩雷“僑興債”，分期賠款逾10億元，綜合償付能力充足率一度跌破監管紅線，后續在股東的增資支持下才獲解圍。
昔日非車“老大”
今陷高增長高賠付怪圈
隨著近年來車險業務增速的逐步放緩，財險公司也在尋找新的業務增長點。在這一背景下，通過為企業增信，保障出借人權利的信用保證保險業務發展突飛猛進，短短幾年內業務規模迅速增長，一度躍居非車險榜首。
公開數據顯示，2019年信用保險和保證保險的原保險保費收入累計1043.6億元，同比增長17.49%，為財險公司非車險業務中原保險保費收入規模最大的險種。
就具體公司而言，各家上市險企剛剛披露的“2019年成績單”也顯示出信用保證保險業務的增速之快。其中，財險“老大哥”人保財險的信用保證保險業務收入同比增長96.7%，太保財險的保證保險收入增速高達60%，平安財險的保證保險也小幅提升5.1%。
然而，增速較快的同時，三家險企在相關業務的綜合成本率也迅速提升。例如，人保財險在信用保證保險的綜合成本率由2018年的96.9%提升至2019年的121.7%，增長了24.8個百分點，承保利潤虧損28.84億元。太保財險和平安財險的保證保險綜合成本率也由此前的84.2%和88.6%，提升至95.5%和93.6%。另外，人保財險在2019年年報中提及“受保險業務結構調整影響，信用保證險賠付率有所上升”。平安財險也表示，2018年的存量業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賠付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商報記者近日獲得的一組數據顯示，今年信用保證保險業務同樣難言樂觀。今年前2月，信用保險和保證保險承保利潤均虧損超20億元，分別為-25.08億元和-22.13億元，成為財險11項主要險種中，“唯二”的承保利潤率為負的險種，信用保險更是低至-173.48%。
頻頻“踩雷”背后
“內功”不足“外功”失利
在業內人士看來，信用保證保險無論是“踩雷”風險事件，還是綜合成本率迅速提升，都是由市場環境因素和保險公司自身因素共同構成的。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險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認為，信用保證保險承保的是信用風險，涉及到融資、消費信貸、網貸等，而信用風險與經濟環境有關。若經濟環境發生變化，相關企業的償債能力不足，最后風險就會傳導至保險公司，使得目前部分公司在相關業務上“觸雷”。
人保財險副總裁沈東也曾在2019年度業績發布會上表示，信用保證險虧損主要是賠付率上升幅度較大，費用率相對較高，主要受社會信用風險的上行影響，導致賠付的快速增長。
而從保險公司的角度來看，朱俊生指出，開展信用保證保險業務的保險公司也應具備較強的風控能力。如果這一能力不足，無法很好地管理信用風險，那么在風險事件爆發后，也會影響保險公司的賠付。
北京某財險公司內部人士也坦言，目前部分保險公司對開展信用保證保險業務的模式和定位仍不清晰。如果單純把該業務做成快速賺錢的工具，很容易就導致賠付率飆升或由盈轉虧的結果。據該內部人士透露，市場上多數保險公司開展的信用保證保險業務均為“通道”業務，有意回避風險或避而不談風控能力建設等。
“所謂‘通道’業務即保險公司僅進行名義兜底，約定明確的賠付上限(一般不超過總保費的100%)，亦或資產端助貸平臺跟放貸機構另外簽訂抽屜協議，進行反兜底。由此可以看出保險公司只不過是滿足銀行等放貸機構的合規要求，不承擔任何實質信用風險。”上述內部人士如是說。
那么，保險公司應如何防范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呢?中國社科院保險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楠指出，保險公司在經營保證保險業務時，應關注各行業和單個個體的信用風險，也包括相關性和集中度風險。同時，需要提升自身對所承保標的信用風險的判斷能力，要穿透到底層;謹慎選擇合作方，了解產業鏈;關注經濟金融周期因素，適當保守。另外，服務小微企業和低收入群體時也要關注風險，與其他優質機構合作。
前述財險公司內部人士也表示，信用保證保險業務來源于信貸業務，因此應主要關注4個方面的風險，包括政策風險即監管規定的不確定性;市場風險，即整個宏觀經濟的下行趨勢;資產服務平臺的存續能力、財務現金流情況、風險控制能力等，以及保險公司的自身風險審核能力。
信用風險提升
料規模增速或趨緩
全球疫情持續蔓延，多數企業日常運營的壓力隨之提升，信用風險也同步加大。今年信用保證保險業務又將走向何方?
滬上一位市場分析人士表示，受疫情影響，短期信用風險快速上升，直接表現為受沖擊嚴重的企業經營現金流急劇惡化。例如，近期華信、海航等公司信用風險暴露，也直接使得部分債券出現違約。
對2020年信用保證保險業務，某財險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目前公司信保業務開展過程中成功接入了人行征信，通過借款人征信數據和外部第三方數據完善風險識別能力。同時，建立了“黑名單”制度，將具有欺詐風險和逾期違約的借款人列入名單中，拒絕給予保險服務。此外，公司對資產服務方(即助貸平臺)以及資產篩選較為嚴格，考察因素包括成立年限、資產規模、風控能力、資產近一年數據表現、逾期率等。考慮到現階段國家政策、監管規定、宏觀基本面以及疫情等因素，在確保風險可控的基礎上，會審慎開展信保業務。
中再集團董事長袁臨江也在2019年業績發布會上坦言，2020年在投資端影響比較大，資本市場受到劇大波動，包括境內、境外需要進行動態調整。信用類產品包括小額信貸保險產品會產生一定影響，接下來將會加大排查力度。
而在朱俊生看來，受疫情影響，2020年信用保證保險業務的需求量或將比以往更大，但同時，企業現金流斷裂的風險加大，信用風險事件也恐增加，使得信用保證保險的風控更加困難。在這種背景下，各家公司或將充分關注信用保證保險業務存在的風險，業務規模增速也有望趨緩。“對于風控能力不足的公司，還是建議審慎地開展相關業務。”朱俊生如是說。(記者 陳婷婷 劉宇陽)
